而对我第二封举报信根本就没核查，没做结论，交给自查。
当前中国实体经济存在一定的困难，要想办法激活实体经济，把资本市场成长的基础做实。因此，工业革命与金融革命紧密联系，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经济增长和国民财富的积累。
在脱媒的过程中，资本市场的功能逐步健全，金融功能从以融资为主向融资与财富管理并重转型，最终走向以财富管理为主，其结果是金融交易的去中介化和市场化。因此，产业进步不仅在国家的经济崛起和持续的经济主导地位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还与国际金融中心的漂移有密切联系。这些新规则要求上市公司给予投资者较高的回报，从而改善中国资本市场的风险收益比，促进A股市场逐步成为投资市场。尽管未来会出现哪些新技术和新兴产业不得而知，但可以判断的是：第一，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的更新换代，必然会导致资本市场追捧的企业不断出现新旧更替。长期来看，中国资本市场一定要完成功能转型，而功能转型一定要在制度层面率先完成。
202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因此，中国资本市场要完善市场功能，一定要深入制度设计层面，实现从融资市场向投资市场转型。这就是我对Wray（2012）所著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y Theory，MMT）抱有高度敬意的原因。
按照边际成本定价法，比特币越接近资产则距离广泛流通的货币越遥远。如此，才有我们的猜想。这是因为，对于前两个问题，我和刘学博士的争论只基于一个共识——事实是什么，以及我们的解释是否符合真实世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猜测甚至押宝的成分陡增，因而在分析方法上需要特别小心，任何演绎推理而非事实归纳很可能因遗漏重要的自变量而变得完全不符合未来的真实世界。下限是潜在经济增长与实际增长的缺口所要求的资本存量变动额，即居民存款货币与资本形成所要求的信贷增量之间的差。
一向愿意鼓励我且同样长期从事过金融学教学工作的妻子充满期待地对我说：那你就照你认为的样子重写货币经济学好了。从最终目标看，货币政策应该盯住扣除了金融业增加值的增加值。
比如，即使某人购置房产是自住的，但他的确因此获得了房地产市值涨跌所造成的浮盈或浮亏。第三个猜想是超主权货币对金融市场的改造。2008年，伯南克与保尔森不救助雷曼兄弟但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决策是否最优。不过，我们的算法将把任何一个参与国的货币发行自动折算权重（理论上可以在0—100%波动，0意味着被自动剔除。
原来的金融稳定理念基于金融同业之间的交互资产负债连接，因此大型机构的流动性问题往往对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具有致命影响。但是，通过在理性层面研究上述现象，很快我就发现存在三个极其具体的理论问题：第一，我们如果要确定货币会造成资产市场牛市，那么首先需要明确货币是如何进入资产市场的，或者说，凭什么断定货币缺乏进入实体经济的积极性。因此，理论若无法反映事实，那么有待修正的只能是理论。每一次针对不完美的制度演进，通常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会引发新的问题，无论是本意在提高金融中介安全性的抵质押安排，还是本意在遏制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管理，或者本意在降低汇兑成本的世界货币制度，从时间序列的角度看，概莫能外。
那么，回归到本源问题，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真的可以无限扩张吗？我们的答案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存在上下限。但是在《货币论》的三卷呈现中，读者们看到的必然是模型推导和一系列定理体系。
基础货币增长额=商业银行信用贷款增加额- 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这是因为，真实世界的世界货币肯定存在一个返程投资市场。
我们所处的货币经济是成长中的，任何刻舟求剑式的固化思维都会在快速变化的现实面前碰壁。第三卷《数字时代的世界货币》试图为主权货币如何应对非主权数字资产和超主权货币的竞争出点主意。第二，如果货币增量能带动且仅能带动资产价格上涨，那么其一定与产出和通货膨胀均无关。从中间目标看，货币政策应该盯住一篮子价格稳定性，包含PPI（生产价格指数）、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和一切具有金融属性的资产价格。一至少在经济学领域——我不知道其他学科如何——在系统训练的基础上，直觉是十分重要的东西。当前，数字资产正在走金本位的老路，稳定币构想也无非是软版本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现实提法，我们的想法也并不见得比1945年的怀特计划更高明。
在从事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研究以及提供政策执行建议的时候，就按政策规则经验提出操作建议。那也不一定错啊，试试总没错。
那么，利率和汇率等基础性价格——或者，最根本的是利率，如果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汇率的话，那么其对系统性风险具有决定性影响。比如，关于铸币税的研究仅仅是因为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生产与其他国民经济部类的生产函数几乎完全不同，因此在产权意义上，任何货币增发都意味着政府凭空增加了购买力，也就摊薄了流通中货币的购买力，故形成事实上的征税。
那么，返璞归真的简单思考或许只能是，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发行或回笼货币）仍然只能是保障金融稳定的唯一现实良方。所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多数情况下的自下而上和少数情况下的自上而下的组合。
思想呈现是由内而外的。如果如我们所论证，货币增量既是中性的，也是非中性的，在一定条件下还是超级中性的，那么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间目标和货币供应量规则都需要修订。自李嘉图、马尔萨斯以降，太多的学者在货币与商品之间的交易中寻找灵感。在争论中，我们同样形成共识的是：在现代经济体系中，货币发行已经不再具备铸币税的内容。
但是，随着所有金融机构持有资产的单一化与同质化——比如债券、房地产抵质押品，资产价格波动对所有金融机构的影响是一致的。问题是，这种判断存在假设上的根本性缺陷——金融中介不仅仅背靠公众，还背靠中央银行，其具备的资产池能够轻易实现跨期和跨资产类别补贴。
当然，随之而来的是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也将不复存在。在我们猜想时，我始终以Keynes（1936）的名言警醒我和我的学生——有一些狂野的猜想似乎天马行空，得自于天籁。
我们将通过模型模拟以重现1991年、1997年和2008 年历次重大危机前后的货币政策选择。因此，该货币发行国的中央银行实际面临的是全球货币需求，而非本国境内的货币需求。
第六个共识是货币政策规则。第一个猜想是充当世界货币的主权货币三元悖论的非存在性。而且，货币放水造成牛市，各方都很开心，这对我而言，却是一件沮丧的事情：在疫情的冲击下，贸易、投资、消费全面萎缩，全球的唯一亮点竟然是发行货币且资产价格猛涨。两千年前，史学家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给出了思考者的最高境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过于冒失地把立足金融市场的服务性行业定义为虚，把第一产业、制造业和其他服务行业定义为实。一篮子货币相对于单一货币的波动幅度更小，这对于跨境投资和贸易的优势显而易见。
自MMT诞生以来，财政与货币的关系这一古老命题再度成为热议焦点。尽管这一思路绝非当前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因为我认为CBDC毫无改变货币增量的制度含义，但是，是否存在一种既能克服各类数字资产的冲击，又能实现稳定币效应，还能保持主权货币存在性（解决欧元的货币统一但财政分散问题）的数字货币？所以，我们的三卷本《货币论》针对的表面现象以及由此探究的基础性现实问题实际上正是上述三个现象级冲击。
数字化进程使得非数字时代居高不下的交易成本得以系统性降低，甚至归零。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教科书都仅仅把金融中介作为沟通储蓄与投资的桥梁，前沿性研究则立足于微观经济学，围绕金融中介的信息对称性、跨期定价、借款人与金融机构的博弈做极其复杂的数理研究。
